| 行腳遊記 |
兩千年行腳﹝一﹞ ◎聖嚴師父 漢藏佛學大對談的籌備 一九九七年（去年）五月二十四日，在紐約莊嚴寺大殿落成，以及大佛開光的典禮上，請到了二十位來自台港各地的華僧長老，共同主持開光儀式；達賴喇嘛與我，也都是其中的一位，因此有緣從台北見面後，時隔一月，和達賴喇嘛再度相遇。當時雖然未有機會作個別的交談，但在同桌的午齋席上，彼此交換了好幾項意見的看法。 到了去年七月中旬，西藏之家的舒曼博士計劃邀請達賴喇嘛，於今年度再度來到紐約，為他們的新道場主持開幕儀式。因此，想到要找一個華人的佛教團體，共同跟他合辦一次達賴喇嘛的弘法大會。由於因緣的聚合，主動地找到了我們法鼓山的美國分會。當時我人在台灣，經果谷師向我勸說，七月十五日我同意了。而舒曼博士也贊同果谷師的建議，策劃在法會的最後一天，安排我和達賴喇嘛，作一場破紀錄的漢藏佛學對談。 七月三十一日，舒曼博士寫好一封致達賴喇嘛的邀請函，八月初寄往印度的達蘭沙拉，向達賴喇嘛作正式的邀請。九月初，他又親自到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，當面禮請，並且建議達賴喇嘛講文殊菩薩的智慧法門，其實就是宗喀巴所著的《聖道三要》。據說在前年，他巳經在洛杉磯講過一次，那是舒曼博士和當地僑領林耿如居士合辦的弘法大會。 達賴喇嘛對於和我作一場漢藏佛學對談的建議，欣然接受；當時並沒有談到該如何進行對談？以什麼作為主題？ 九月二十五日，西藏之家與法鼓山美國分會開始討論合作契約的內容，到了十一月十一日才簽妥。舒曼博士為表示對我的尊敬，於十一月下旬率領他的夫人及兩位秘書，來到東初禪寺拜訪，交談極為愉快。之後，法鼓山美國分會和西藏之家，僅以極少數的人力，經過無數次的溝通接洽，終於完成了所有的籌備工作；我們這一邊，是以果谷師為主要聯絡人，加上四位義工，那就是龔天傑、陳珠華、林德利(Lindely)、曾懿莊等。 所作的第一項決定，就是場地，先後換了三處，最早的可以容納五千多人，然後是三千多人，結果都因為時段不適合，最後才確定了一家只有二千多個位子的玫瑰廣場。我也親自到現場看了一次，地點是蠻適中的，靠近無線電城(RadioCity Music Hall)。可是該場地的燈光、音響、以及座椅，都需要我們自己解決，還有同步翻譯和收聽設備、安全裝置、以及飲食及售票，乃至於為遠道而來的聽眾預約旅館的問題等等，都是要我們自行接洽專業的公司承包去做，這是非常繁瑣複雜、千頭萬緒的事。而且西藏之家的西方人和我們東方人寺院，是兩個不同工作性質、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行事習慣的佛教團體，卻要合作主辦同一件事，真是煞費周章。我指示果谷師三個原則：𠕇吃明虧可以接受的話，不要去計較。鋛要以忍耐心、慈悲心和智慧心，來完成這項任務。𠗟在平等的條件下，盡全力合作。 在西方社會，要辦事的先決條件，就是經費的預算。估計可以從門票入場券的收入之中，除去各項開支，尚有盈餘；其中百分之四十，供養達賴喇嘛，百分之六十，則由兩個主辦單位均分。我們準備將分到的款項，捐給達賴喇嘛作為興辦佛教教育之用，而西藏之家正急著等待這筆錢作為他們新道場的裝潢所需。可是在還沒有賣票收入之前，所有的開支要由二家主辦單位預先墊付，於是在銀行設立了一個專款專用的戶頭。 我們舉辦這樣的一椿大事，是要通過各種媒體的介紹，才能達成弘法的最大效果。首先，要讓東西方的人士知道這項訊息，並且有意願來參與這項盛會；然後要作適當的文宣工作，讓弘法的宗旨和內容，給不能參與這項盛會的全球人士分享。因此，由二個主辦單位，分別負責找到專業的公關人員，以英文及華文，向各項大眾傳播媒體，適時發出梯次性的文宣資料。英語系統的媒體，是由西藏之家找到一位義工公關。華文部份，則由台灣及美國兩地分頭進行，在台灣方面，當然是由法鼓山聯合辦公室的公關文宣室，挑起了這項任務；美國方面，則是由東初禪寺的信眾，現在服務於《世界日報》的李崇婉居士策劃聯繫。 在會前，除了陸續發佈訊息之外，也分別在台灣和美國兩地，各召開了二次記者招待會。美國方面，第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安排在市中心的禪味素食餐廳，和各媒體的主管及記者們見面，由我親自主持；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，還是在禪味，由果谷師和舒曼博士共同召開，四月二十五日我親自訪問《世界日報》，由其董事長李厚維及前任馬克任接待。在台灣，是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，我從羅馬梵蒂岡出席世界宗教和平會議回國，藉法鼓山台北市安和分院招待記者，宣佈了這項消息和它的宗旨；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，由於舒曼博士到台北訪問，所以跟我共同為這項法會招待記者，各大媒體也都以顯著的篇幅報導了這項消息。同時，在我們的《法鼓雜誌》、《人生月刊》上刊登，而我也在台灣一連串的弘法活動之中，透露了這項消息。 媒體記者多半會問起，這場大會為什麼不選在台灣而要在美國舉辦，我只能回答：一切都是因緣促成的，這不是我意料中和計劃中的事。不過，能在美國紐約這樣的國際舞台上，和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達賴喇嘛，同時對談漢藏佛學問題，無異是將漢傳佛教的觸角，延伸到了國際間。因為目前的達賴喇嘛，不僅僅是代表著西藏文化，事實上巳被世界各國認作是佛教的代表。對於漢傳佛教的聲音，不但在國際上很難聽到，就是在國內台海兩地，也是被民間信仰和新興宗教所混淆。甚至連台灣佛教界的僧俗四眾，也對漢傳佛教認識不清，而沒有堅固的信心。 我看到今天的台灣，有許多佛教徒，不是一窩蜂的去學習藏傳佛教，就是一面倒的去依靠南傳佛教。原因就是不知道由祖先們努力了近二千年的漢傳佛教，留下了龐大的智慧遺產，其可貴處是什麼呢？所以我非常樂意讓藏傳佛教的代言人達賴喇嘛，以及國際間的佛教徒們，聽到一些有關於漢傳佛教也不錯的資訊。我是漢人，在漢傳佛教的環境中長大，受到的恩惠是無可比喻的，所以也想趁此機會向國內外人士提醒一下：漢傳系統的佛教徒們不要忘了，我們也有不少值得發揚光大，和世人分享的智慧財產。直到今天，日本、韓國、越南，還有許多人使用著它。 與達賴喇嘛緊鄰而住 四月二十八日，達賴喇嘛一行抵達紐約。原來西藏駐紐約辦事處的官員，約定我一起至機場迎接，或者到他住宿的華爾道夫大旅館會面。可是，就在當天，達賴喇嘛派駐紐約的僧團代表羅伯森喇嘛(Lama Lobsang)，陪同達蘭沙拉辯經學院的副院長丹道格西(Geshe Damdul)，以及該院的學生蔣揚仁欽，到東初禪寺拜訪。說是當天去機場迎接的人太多，甚至不會有機會跟達賴喇嘛講到話，會使達賴喇嘛感到對我不禮貌。至於他到了旅館，旅途勞頓巳經很累，最好讓他休息，而且還有不少的媒體記者等著見他，所以不去比較好，因為我不是他的弟子和信眾，只要讓西藏之家的舒曼教授去迎接就夠了。 當天這老中少三喇嘛訪問我的目的，是聽說我將會以這次門票收入的盈餘款額，透過達賴喇嘛，捐給他們的辯經學院，所以先來表達謝意，同時也商討一些合作交流的計劃原則；也就是說，法鼓山的法鼓大學或者中華佛學研究所，今後跟達蘭沙拉的辯經學院，進行若干合作交流項目的可行性及可能性。 今年三月三十一日，這位台灣籍的年輕喇嘛蔣揚仁欽，曾陪著他們的院長丹丘格西(Geshe Damchol)，到台北訪問我們農禪寺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，所以知道我們的情況和辦學的方向。他們的辯經學院，創辦沒有多久，那是由達賴喇嘛親自指導，交給最親近的幾位格西，負責經營，比起他們在印度南方三大寺的規模，雖然小得多，但它畢竟是屬於達賴喇嘛自己指導的，應該會受到更多的照顧。現在從台灣去印度留學藏傳佛教的年輕比丘，多數也是該院的學生，所以跟漢傳佛教比較接近。至於如何地合作，要在他們的副院長丹道格西回到印度，討論之後才能知道。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，我為了與達賴喇嘛同時出入會場，以及就近招呼的方便，所以也帶著二位比丘弟子果元及果谷，住進了華爾道夫飯店，跟達賴喇嘛不僅是同一層樓，而且是緊鄰。這是一家在紐約名氣最大，也是歷史悠久的旅館，凡是出席聯合國會議，以及出席各項國際會議的世界各國元首、首長等大人、名人、富人，多半會住進這家旅館。它的設備裝潢雖然普通，空間卻很寬敞，安全警衛也很周密，當然，它的價格也不便宜。我們是由於西藏之家舒曼博士運用了什麼關係，能以大約半價的房間費用，住了四個晚上。 雖然和達賴喇嘛緊鄰而住，由於各有自己的時間安排，不能隨便進出彼此的房間，我是到了五月一日早上，才正式到他房間的客廳作了十五分鐘的訪問，然後一同坐車抵達會場，之後只有二度再到他的會客室，一次是五月二日中午的聚餐，第二次是同日的傍晚舉行記者招待會。其他的時候，只有從會場回到旅館之時，乘坐同一輛汽車。 不過，交談的機會還是蠻多，每次在會場等待上台之前，有五分到十分鐘，都是我陪他單獨相處的時間。彼此交談的焦點，不是在台上講的主題，而是一些戒律上和習俗上的問題，乃至關於彼此在修行生活上的問題。跟他相處，始終讓我覺得，是我熟悉很久的一位老朋友。彼此曾就比丘戒可以捨了再受，比丘尼戒則只受一次，捨後不能再受的問題交換意見。他也在會場中被聽眾問起，近時台灣佛光山從尼泊爾某喇嘛處請回的佛牙舍利，是真是假？他當眾回答是：「我不清楚，我有些朋友可能比我有研究，不過西藏也有人把象牙當作佛牙供的。」他在私下告訴我說：「西藏人的信仰很多，有的也極有趣，以那麼大的象牙當佛牙總是過份了一些。」他對我能有六年的山中閉關，很讚賞。當我問他每天的日課，他說他每天有三至四個小時打坐修法，也讓我佩服。 五月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，與現年六十四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，在旅館的會客室見面，他看來健康不錯、精神振作、面色紅潤，握手時感到他的兩手柔軟而溫暖。他見客的習慣是先站在門內的正中央迎接，然後伸出雙手彎腰合十，再把身體低過九十度，跟我握手致意。我發現站直身體後的達賴喇嘛，不會比我矮，但在向我打招呼時，就顯得比我矮了許多，好像他的腰、背都是駝著的，就是跟我一起拉著手走向座位時，還保持著同樣的姿勢。可是當他面對面跟我一起坐下時，又跟我差不多高了。 其實，他不僅對我如此，跟所有的信眾和訪客見面，也都如此，所以曾有記者問他，是不是他的背駝了，他則不置可否的回答，可能平時坐得太久了。事實上並不盡然，因為當他和我同坐沙發以及汽車和椅子時，發現他並沒有彎腰駝背。同時我也留心跟隨他的喇嘛弟子們，和我見面時，也都是這個樣的。見到佛像固然會五體投地，見到任何人也都會深深的彎腰，恭敬的迎送，親切的招待，充滿了謙虛、慈悲、平易近人，高人而下己的威儀。他們對於客人和信眾，都能如此的尊敬，對於長輩的禮節，那就更加殷重了。我見到達賴喇嘛的出家弟子們，對於達賴喇嘛非常恭敬，遇到有事需要請示之時，必然合掌彎腰、抬頭仰視，在接受指示的時候，往往會雙膝跪下，再彎腰合掌仰視，這都讓我得到深刻的印象。 我們法鼓山正在提倡「四環」運動，其中一項就是禮儀環保，包括心儀、身儀、口儀；除了個人的禮儀，還有家庭的禮儀、團體的禮儀、社會的禮儀。但是在我們漢人的社會之中，很難落實，雖然大家願意接受這樣的觀念，也覺得非常的需要，可惜在民族性的習慣上，卻很難讓大家做到。所以這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，加強宣導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。 當時我跟達賴喇嘛所談的，只是把前二次會面的情況，作了一些回憶。然後互相請安問候最近的近況，接著就登車前往當天弘法大會的會場。上午十時準，出席的聽眾巳把會場坐滿，聽說其中有許多人是從世界各地趕來，包括歐洲、南美洲、澳洲及亞洲。而我們台灣來的團體，是排在正中央的一區，所以上台之後，給我的印象全場多半是華人，另外二旁、後邊及二樓，由於光線暗淡，就不容易分辨是西方人和東方人。其實是西方人比東方人多些。 |
| 法鼓雜誌 113期 1999/5/15 第3版 |